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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去世 一代武侠泰斗成追忆!
2018-11-11 19:26 亚洲娱乐网   

 

据媒体报导,笔名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逝世,享年94岁。金庸笔下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鵰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六十年来,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出身海宁查家,与穆旦、徐志摩和琼瑶都有亲缘关系

金庸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海宁查家的家族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真正的“以文为业,书香传家”。查家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由此观之,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在近现代文坛,和金庸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素昧平生,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只不过坊间传闻金庸对表哥的为人颇有意见,从其笔下诸多负心薄幸的“表哥”形象便是明证。此外,其姑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表姐为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台湾知名女作家琼瑶则是他的表外甥女,著名的古建筑“纠偏大师”曹时中是金庸的妹夫,已过世的北京德云社演员张文良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的亲叔伯兄弟。 真可谓一门煊赫,人才辈出。

自小博览群书,八岁对武侠着迷

查良镛出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所以,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当仁不让”的大地主。因为家学渊博,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富,“查氏藏书”在浙西一带很有名声。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是查文清生前编写的。这些雕版置满两间房子,查良镛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还时常钻到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日子长了,对雕版上的诗词,查良镛也能耳熟能详,随意就能读出几句来。可以说,查良镛是在书堆中长大的。

他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

在现代知识方面,查良镛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很深”的,是父亲、兄长购置的邹韬奋所著《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报》。

八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其后,他在当时相当流行的、上海出版的消闲性读物《红玫瑰》中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顺探世界》杂志上连载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更使查良镛看得入迷。以后几年,查良镛看过武侠小说有好几十本,其中描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水浒传》,写包青天安良除暴、一身正气的《三侠五义》及其续篇《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镛如痴如醉。

叛逆少年,先后两次被中学、大学开除

1936年,金庸小学毕业,入嘉兴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不时空袭嘉兴,11月打到城池下,师生徒步迁徙至浙江联合中学。凭天赋努力,他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出色,入高中后利用图书馆,他读了更多的课外书。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书名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指导打算升初中的学生如何考试得高分。

1940年,查良镛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阿丽丝漫游记》一文,刊于壁报之上,影射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沈乃昌是眼镜蛇,因此被开除。金庸回忆说:“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7月,在校长张印通和同学好友余兆文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这里生活很艰苦,常有敌机来袭,好在国文老师不错,图书馆不错,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较富足。1941年底,衢州中学闹学潮,反对训育主任,金庸积极参与,再次差点被开除。

1942年5月,金庸高中毕业,第二年去重庆,考上了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不收费,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然而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纵容包庇,不加理会。金庸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又一次被勒令退学。

1947年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他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于1948年毕业。

因《大公报》迁居香港:以笔名金庸连载《书剑恩仇录》

抗战后,查良镛始到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4个月后,赶上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译,被录用。1948年3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急需一名翻译,24岁的查良镛被暂派前往香港馆工作。在《大公报》香港馆任职期间,查良镛先后做过记者、翻译和编辑。

1950年,当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内地被作为“反动地主”批斗时,他在香江也过着穷记者的日子。他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然而,在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难下,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于是返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

1952年,查良镛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故除了阅读理论书,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那段时间,他还为电影歌曲填词, 为长城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兰花花》、《王老虎抢亲》等编剧即为金庸(林欢),其中《王老虎抢亲》还使他过了一回导演瘾(与胡小峰合导)。

1953年,两位著名拳师──太极拳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拳师父陈克夫大师打擂比武,由于香港法律禁止武师之间决斗,遂移师澳门举行。想不到香港竟有数万人乘船过海,日夜观战,盛况空前。香港各报都予以大版报道,风行一时。《新晚报》由此获得启发,便在副刊上试辟武侠小说连载专栏,约请能编能写的副刊编辑陈文统、查良镛出阵,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写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结果一炮打响,《新晚报》一时间洛阳纸贵,销路倍增,梁羽生、金庸亦因此声名大噪。《新晚报》之外,他又开始在《商报》连载《碧血剑》,之后是《射雕英雄传》。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

 

责任编辑: 3980SYN TO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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