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的梁龙，挺有劲儿

明星 ELLE MEN睿士中文网 2021-03-22 09:07

在搜图引擎上检索“梁龙”二字，你会在一堆或素描或彩印的卡通画像中看到几张光头中年男人的照片。可能是巧合，亦或是父母辈的刻意为之，中国摇滚史上不可或缺的名字和曾是世界上最长的远古生物产生了奇妙关联。

恐龙常被视为是神秘和传奇的，人们总是赋予其很多的想象和故事。这点放在作为人类的“梁龙”身上同样说得通。当他穿上女装扛着吉他上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这个故事要比别人更加多彩。

什么年代了

男人还不能化妆？

2019年，在中国最妖娆的摇滚乐队二手玫瑰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乐队创始人暨主唱梁龙第三次拒绝综艺《乐队的夏天》的邀请。节目爆了，梁龙没后悔，反正他也火了，因为他的美妆视频。

一年之后，梁龙终于在摇滚乐迷的期待下参加了个音乐综艺，和他们期望的不同，他去了《明日之子·乐团季》做教导主任，带领一群“小朋友们”组建新生代乐团。

在旁人身上的意料之外，挪到梁龙身上又显得情理之中，最初二手玫瑰正因为他们将中国戏曲和摇滚相结合的独特表演风格在演出市场声名鹊起，可谓是中国视觉系摇滚的开山鼻祖。红配绿东北大花袄、叠层婚纱、肩章流苏旗袍…… 梁龙在舞台上留下了数个大胆且经典的造型。

化妆是梁龙的人格遥控器，上好了妆，他就入了戏。早些年，浓妆甚至是梁龙自信的来源。粉底、假睫毛、眼线、口红，它们一层层包裹住胆怯的梁龙，待画皮完成，艺术家梁龙由此诞生。

梁龙并未仔细思索过化妆和性别的关系，或者说化妆和性别根本就没有关系，古代戏曲里男人不也是要画成女人的模样？他选择男扮女装这种视觉表达方式，是因为这样和二手玫瑰的音乐作品最为契合，二者都是戏谑的、反讽的。

舞台上一个一米八三的东北大汉画着媒婆妆，穿着红格子旗袍和金色的大裤衩，头上别着鸡毛做的红花，他一边弹起吉他一边开了腔：“有一位姑娘像朵花儿呀，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一不小心他们成了家吗，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场面荒诞，却也找不出比这更恰当的诠释。

为了在舞台上呈现更好的状态，年轻的梁龙吃过减肥药、打过瘦脸针、甚至瘦肚子的针：“打完之后第一顿饭是梭边鱼，得往嘴里怼，腮帮子不动了都。”

人到中年，梁龙对自己的要求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极端。梁龙感受到生理衰老强大的力量，如他现在必须要睡午觉才有精神一般不可抵抗。逐渐凸起的肚皮实在有碍观瞻，还好他有一双举世无双的“女团腿”可以撑撑门面，网袜一套，靴子一穿，就“有内味儿”了。减肥很难，但他还在努力维持身材：“我得对得起舞台，如果我不干这行的话，我就胖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人一胖就会显得特别没有智慧。”

二十年前，二手玫瑰新鲜的古怪，乐评人们称他们是“摸进京城的一只怪手”。有人欣赏自然有人谩骂，“伪摇滚！”“哗众取宠！”“荒腔走板”，梁龙听多了质疑声，他从未动摇，只当那些人是“没文化”。并对于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在争执男生能不能化妆这个问题表示十分不解：“这都什么年代了对男生化妆还那么抵触？这个好奇怪啊。”

在梁龙去《明日之子·乐团季》之前，好多粉丝管他叫“老婆”，他怼他们说：“你们敢有我这种老婆吗？”粉丝想想也对，就改叫他“梁姨”了。再后来上了节目，他就成为了 “梁妈妈”。聊到这里，梁龙自己也乐得不行，他完全不介意大家怎么称呼他：“在精神上这个人适合和你过日子，我觉得叫啥都行。”

他不觉得性别身份是桎梏，每个人都有过偏离既定轨道的时刻。他说起一个叫张辉的男孩，形容对方是一个长得不好看也没什么优点的男生。“但是两人一起就特和谐，特喜欢他。”哪怕只是在马路上溜达，都觉得开心。那时候梁龙才上初中，他搞不懂不这种“喜欢”是什么，等他长大后再回味回味，发现“那种感情可能超越了兄弟情”。

这段懵懂暧昧给梁龙留下了余震，他发现人不能回避自己的内心——它会在不同的阶段产生让自我无法掌控的意识，哪怕这些感受未必会被社会接纳，也未必会是他的终点。

“过时”是“流行”的宿命

梁龙是抱着目的性来做《明日之子·乐团季》的教导主任的，他想看看现在年轻人到底是啥样，毕竟“很难一次性接触到这么多00后”。

虽然以是“教导主任”的身份参加节目，但梁龙并不想倚老卖老。他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想和他们平等的对谈，而不是“教育”他们。他认为要自己“教育”也“教育不出什么东西”：“他们也会活到四十岁的嘛！”

可惜想法和现实有点差距，梁龙发现孩子们很少在朋友圈给他点赞，给同龄导师点赞倒是很热情，他有些纳闷：自己这么有距离感吗？

他开导自己，自己岁数摆在那里，孩子们怕他也正常。他发出家长一样的感叹：“毕竟年纪小，孩子们对生活的阅历还不够，许多选手在参加比赛之前都没离开过家，连被子都不会叠。大家的漂泊感越来越淡了，我们那个年代是很漂泊的。”

和大部分你我熟知的“滚人”故事一样，梁龙对读书没兴趣，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艺术家，同时为自己贫穷的出身感到羞耻，他羡慕同学拥有他买不起的羽绒服，他希望摇滚能够拯救自己，自己能够靠音乐吃饭、干出一番大事业。

他数次迷失再振作，支撑他在飞扬尘土中一次次站起的是他的父母。他们不懂什么是艺术，他们质朴地希望孩子拥有自己热爱的人生。

没有和父母的争执、吵闹、离家出走，从这里开始，故事变得不同。

“我爸妈就是普通工人，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他们心态很放松，我觉得这点在早期比较挽救我。我上学时候读汪国真的情诗比较多，我爸就担心我和女孩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他又不好意思直说。正好我们家养鸡嘛，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这个蛋鸡这三个月才能下蛋，这两个月下来就对蛋鸡的生命就特别不好，用这种烟火味的比方来教育我。我觉得我的成长就应该很感谢他们。”

不过原则问题还是不能让步的：“我说不想念书了，我要去北京找崔健！我爸说你找崔健可以，但是你字都认不全怎么写歌词？”

梁龙觉得父亲说得有道理，他安生地读完了高中，靠着推销化妆品和做保安攒下的钱，成为一名“北漂”，几经磨难，成立了二手玫瑰，最终以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震慑了“滚圈”，声名大噪。

他也没去找崔健，因为崔健找上了他们。2000年，崔健来看他们的演出，留下一句评价：“你们是我见过的乐队中技术最烂的一个，不过方向很好。”二人自然成为了朋友。2003年，二手玫瑰在北京展览馆开个人演唱会，拉到了50万的赞助，文化局领导说上一个在这里开个唱的还是十年前的黑豹乐队。梁龙给崔健打电话炫耀，“你们太幸运了！”崔健在电话那头很是羡慕，“50万做个唱啊！”

就在人人都觉得二手玫瑰要“走起来了”的时候，非典给乐队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开了一半的玫瑰花瓣凋零一地，乐队过去几年的奋斗一切之间归零，彼时梁龙才意识到二手玫瑰的命运早已和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

梁龙熬过第一个十年，终于等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兴起。乐队在迎来了稳定收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见证了摇滚乐在中国的衰落。

梁龙并不意外现今嘻哈文化的大行其道：“也该轮到他们了。很早音乐节就有说唱舞台，悲惨的时候观众就几个人。”

他认为当下的“嘻哈”即是过去的“摇滚”：“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比如现在摇滚乐在这个时代，可能就不是一个年轻人最能表达内心的方式。‘过时’是‘流行’的宿命。”

不管怎么样，还有音乐啊

二十年过去，年轻人不再仰望大洋彼岸的“先进文化”，出国不再是一件“翻山越岭、舍生忘死”的事情，摇滚乐也成为了“过去时”，但梁龙并不觉得这是个坏事，相反的，他认为摇滚乐的发展比九十年代鼎盛时期更好了：“好的文化市场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只有一种风格的时候，大家是没有选择权的，没有选择权就没有判断力，但是现在大家的选择面就很广了，也对音乐行业接受度更高了。听众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是摇滚乐，还是爵士、嘻哈、电子。这样的市场既稳定，又让每个流派有了更良性的竞争。”

在二手玫瑰的第二个十年，他们终于“走起来了”。2013年，二手玫瑰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主题为“摇滚无用”的演唱会，奠定了乐队的江湖地位。

梁龙不再羡慕别人的羽绒服，不再为钱发愁，也不再只有摇滚乐。

他开过画廊，做过策展人，当过演员。相比于摇滚歌手，现在更适合描述他的身份是“当代艺术家”。

梁龙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要做艺术的。贫穷曾局限了他的视野，是天赋给了他走上艺术道路的底气，最终依靠自己的才华叩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大门。

“挺残酷的，在这行，努力和成功一点关系都没有。天赋是最大的竞争力，这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条件。”梁龙坦言。

天赋给他带来了足够的创造力，但这毕竟是虚幻的摸不到的抽象东西，他担忧哪天这东西说没就没了：“没有创造力，艺术生涯就死了。”

因此他产生了危机感。在他看来，危机感和灵感是相伴而生的：“从我懂事那天起，危机感就一直存在。想要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就需要紧迫感，有紧迫感才有创造的动力。”

梁龙一直觉得，人活着不能仅仅是“呆着”，要观察、要记录下自己活着的过程才算没白活。他的脑海像摄影机，储存着过去二十余年的点滴，关于二手玫瑰的、关于梁龙本人的、前进中的中国的等等。

“可是现在记性不好了，”梁龙笑道，“有些真真假假真的弄不清了，所以还是得用真实的镜头记下来。”

他对影像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也希望能为行业做出些贡献：“当然我还是在做摇滚，只是摇滚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维度，我是在做很摇滚的事儿，是我的生活，是摇滚的艺术。”

这是梁龙从少年到中年从未改变的态度，只是探索的领域更广了。

现在，梁龙正在为自己第一部导演作品《大命》忙碌。《大命》讲述了一段让他耿耿于怀二十余年的回忆，是一个看起来像是爱情，但实则与爱情无关的故事。而标题则源于一段感悟：“人很多时候都会像一个陌生人一样闯进自己熟悉的房间，见的好的见到好的就拿，能拿起多少是命，能放下多少是大命。”